中國法律在保護勞工的休息權、加班權、報酬權和勞動條件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細化、完善

　　普華永道上海公司的女員工潘潔因為急性病癥，于4月10日不幸過世。她是上海交大剛畢業不久的女碩士，年僅25歲。許多人都認為潘潔是“過勞死”，雖然普華永道予以否認。

　　4月1日，潘潔發送最后兩條微博：“白細胞一千八是神馬概念”、“各個都說，別干了”。此前，她的微博也時常有凌晨兩三點的發帖記錄：“有個空檔就發燒”、“又加班了”、“生生餓醒”、“滿地打滾，我要睡覺”這樣的字眼在潘潔進入普華永道工作后的幾個月內屢次出現。

　　2006年4月，普華永道一位年僅24歲、剛從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的員工跳樓身亡，曾引起媒體熱議，有媒體報道其自殺跟“壓力過大”有關。今年1月4日潘潔的一篇微博寫道：“加班我可以接受，出差我可以接受，peak（忙季）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有個kp（畢馬威）的娃元旦過勞死，我覺得有些東西已經觸碰到我的bottomline（底線）了。”

　　普華永道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，其余三家是德勤、畢馬威和安永。潘潔之死，引起輿論熱議：一面，是外企白領，進出甲級寫字樓，職業令人艷羨，薪水豐厚體面；另一面，是長期“重度”加班，超負荷的身心壓力，導致“過勞傷”，甚至“過勞死”。因這類問題常見于“四大會計事務所”，被不少人稱為職場“四大”現象。

　　有評論認為，如果說“富士康事件”折射了制造業企業一線工人的生存困境，那么“四大”現象可說典型地反映了“樓宇白領”的職場辛酸。

　　由此引發的問題包括：白領“過勞傷”甚至“過勞死”成因何在？勞動部門當如何作為？“樓宇經濟”時代如何捍衛員工的“幸福感”？

　　不為人知的辛酸

　　雖然被認為“過勞死”的“四大”員工畢竟屬于個案，但“四大”典型的“加班文化”在職場確是頗為有名。

　　潘潔在普華永道的一位同事相信，潘潔出事和加班“過勞”有關。他對本刊記者說，公司加班時間的長短要看是淡季還是忙季。國際金融危機時，淡季是從4月到9月，但“經濟好轉后似乎沒有從旺季轉淡季的趨勢”。

　　“過勞死”是偶然，但“過勞”卻是常態。“今年1～3月特別忙。由于每個人參加的項目不同，繁忙程度也不同。”上述普華永道員工表示，自己被分到“比較清閑”的項目組，但加班到凌晨一兩點也是“家常便飯”。此外，不管前晚多晚回家，第二天早上9：30～10：00都要回到公司繼續上班。有人連續一個禮拜都是凌晨四點離開辦公室，第二天早上還是要按時回去上班。

　　“如果項目比較輕松，一天加班時間在4小時左右；周末至少加一天班、10小時左右。一周平均加班30小時，每月加班約120小時，有同事說上個月加班加了220個小時。”這位員工說。

　　“四大”的職位是讓人羨慕的。高薪，國際化的氛圍，一流的培訓機會和發展空間“四大”職位是許多名校大學畢業生的首選，一個職位常引數百人競逐。

　　畢馬威一位員工告訴本刊記者：“除了體面的收入外，公司還調派員工到國外工作，以獲取相應的國際工作經驗。我們還可以選擇為期3個月的短期工作或為期2～3年的長期借調。工作之余，還有‘mylife’計劃，為員工提供商務和餐桌禮儀工作坊、家庭同樂日、品酒班、免費電影欣賞等活動?！?/p>

　　統計數據顯示，眾人趨之若鶩的“四大”，在中國發展速度很快。畢馬威最早僅在上海有20人的辦公室，至2010年9月已發展到擁有12家分支機構，專業人員超過9000人；德勤在中國的專業人員突破8000人；普華永道則已突破萬人大關。

　　不過，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后，也有不為人知的辛酸。與潘潔從小一起長大的余天寅說：“潘潔的同事告訴我，她經常加班到凌晨一兩點，有時是一邊哭一邊加班，她常說壓力很大，有崩潰感”，“她工作以前，我們每逢她生日都會約時間一起吃飯。但去年聯系她時，她說項目很緊、要加班，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。沒想到剛過4月，就再也見不到她了。上班后，她幾乎沒有時間上msn，更談不上打電話聊天”。

　　“四大”是大城市“寫字樓”職場生態的一個縮影。智聯招聘發布的《2010職場人壓力狀況調查》顯示，有些大城市93.24%的白領有加過班經歷。工作日晚上加班比節假日加班更頻繁，有69.6%的白領一直苦于這種狀態。更有35.1%的受訪白領表示，每周累計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，平均每個工作日加班時間在2小時以上。

　　職場白領普遍遭遇的是“過勞傷”。上述調查顯示，48.6%的職場人表示自己壓力很大，72.5%的職場人表示工作壓力已經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，其中近六成懷疑自己有輕微抑郁癥狀。

　　2010年畢業于上海交大、現在一投資銀行工作的潘先生對本刊記者說，剛入職時幾乎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。他印象最深的場景是：“有時凌晨三四點辦公室還是‘燈火通明’，此時轉動脖子，往往會有‘咔嚓咔嚓’的聲音，甚至有人上廁所后就在廁所里睡著了?！?/p>

　　這種“超高壓”的環境對員工帶來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“損傷”。潘先生坦言：“由于平日工作繁忙，且存在很多不確定性，往日的朋友漸漸遠離，偶爾一天不加班也找不到朋友聚會，空下的時間反而手足無措。一旦有空，一邊想睡覺，一邊又擔心會有郵件和電話過來。”

　　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勞動法專家王全興說，當下中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年輕白領，面臨兩大壓力：一是巨大的生活成本壓力。房價高昂，生活費用上漲，而收入較低，為了夢想只能“玩命地干”。二是嚴峻的就業壓力。大學畢業生就業難，年輕白領為了保住難得的“飯碗”，面對老板的超時加班安排，也只得忍氣吞聲，被迫掠奪性使用自己的人力資源、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。

　　“匆忙是當今80后的流行??！”在近期流行書《80后你慢慢來》中，作者在開篇中如此寫道。

　　關于“過勞死”的法律空白

　　“四大”等高端現代服務業企業是經濟的“晴雨表”。一定程度上說，快節奏的職場生活、滿負荷的工作狀態是整個經濟體“活力充沛”的表征。但每一個生命的逝去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悲劇。

　　受訪專家認為，隨著國內不少地區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，服務經濟比重明顯提升，“四大”現象可能繼續存在。在“服務經濟”、“樓宇經濟”時代，如何保衛職場白領的“幸福感”？

　　首先，職場人士自身應有理性的認知和調整。潘先生說，求職者尤其是大學畢業生應有合理的職業規劃，求職前首先要對行業、公司、職位有詳細了解，隨后分析自身的喜好、個性、身體健康條件、壓力承受能力等，比較兩者是否匹配后再作決定。普華永道的一位員工以“過來人”的身份在網絡日志里寫道：在負責任地工作的同時，也應該自愛，在被“深度剝削”時應懂得拒絕，如果從下到上每個人都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，企業的氛圍就會改變。

　　其次，應采取法律措施對“過勞”現象進行“糾偏”。我國法律規定，實行標準工時制度的用人單位，勞動者每天的工作時間應不超過8小時，加班不超過3小時；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超過36小時；每周至少保證勞動者有一個完整的休息日。實行非標準工時制度的用人單位，則需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批準，并嚴格按照批復執行。用人單位違反上述規定的，即屬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。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呼吁，勞動監察部門對違反《勞動法》行為的企業必須加以干預，不能由于企業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而對其侵害員工權益的行為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”。

　　再次，應根據勞動市場出現的新情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。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董保華介紹，1994年，日本對“過勞死”開始法律干預，死者家屬首次通過司法途徑向用人單位索賠。2001年底，又對“過勞死”相關法規提出修改建議。比如，判斷雇員是否因工作過度而死亡時，過去只考察雇員死前一周的工作情況，新規定則考察在最后的2～6個月里雇員每月加班是否超過80小時，以此作為判斷“過勞死”的依據。

　　中國目前的工傷條例沒有針對“過勞死”的規定，只明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，因為突發疾病死亡的，在48小時之內搶救無效死亡的職工可以視同工傷。專家指出，相比而言，中國法律在保護勞工的休息權、加班權、報酬權和勞動條件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細化、完善。

　　擺脫“過勞”，更需要自身的意識和調整。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，許多人用自己的職業目標去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，其實是本末倒置，忘記了自己到底應該追求什么，拼命工作是為了什么。還有一些白領用買奢侈品來犒勞自己辛苦加班，這更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，與其通過這種方式減壓，不如去親近大自然，不要總是把目光放在收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