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公司的領導者常常感嘆招不到人，但“人才難得”可能只是一個偽問題。“德才之辯”在中國歷史上蔚為大觀，但真正偉大的公司領導者正需要放開心胸與眼量，不拘一格，讓人從“無用”到“有用”，從“小用”到“大用”。”

　　一、組織領導人多方面的“人之惑”

　　蝴蝶模型的動力樞紐是“人”，處在模型最中心的位置。一個組織能不能開創，能不能發展，除了“天時”以外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。對組織領導者來說，最感困惑的問題往往也是人。“人之惑”是多方面的，首當其沖的一個問題是很多領導者感嘆招不到人，人才難得。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就嘆息自己得不到岳飛這樣的將領;創造了“文景之治”的漢文帝也同樣感嘆：“唉!我偏偏得不到廉頗、李牧(戰國后期趙國名將)那樣的人做將軍!有了這樣的將軍，我難道還擔憂匈奴入侵嗎!”

　　柏楊認為崇禎帝其實擁有一位岳飛，就是袁崇煥。袁崇煥在當時正所謂“國之長城”，清朝開國皇帝努爾哈赤事實上死在他手中。不過，崇禎帝中了清朝的反間計，自己把袁崇煥殺了。漢文帝事實上也已經擁有廉頗、李牧這樣的人才，比如魏尚，不過魏尚因為“上報斬殺敵軍首級的數量差了六個”，給漢文帝下了牢獄。因此，當漢文帝發出人才難得的感嘆時，他的宮廷保衛署署長馮唐搶白說：“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頗、李牧，也不能任用他們。”

　　從以上案例分析，人才難得的問題跟如何識別人才、會不會使用人才、能不能信任人才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，其中又有一個特別底層的問題：究竟什么樣的人是人才?在中國歷史上，人才標準的問題不能不談到“德才之辯”。信息源:汕頭人才網_www.strcw.cn_雄鷹標志

　　二、司馬光“德才兼備論”vs曹操“唯才是舉”

　　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首年(前403)就詳細討論人才標準的問題，足見此問題在司馬光心中的分量。信息源:汕頭人才招聘網_www.strcw.cn_雄鷹標志

　　才與德是兩回事，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，一概稱之為賢明，于是就看錯了人。所謂才，是指聰明、明察、堅強、果毅;所謂德，是指正直、公道、平和待人。才，是德的輔助;德，是才的統帥。

　　德才兼備稱之為“圣人”;無德無才稱之為“愚人”;德勝過才稱之為“君子”;才勝過德稱之為“小人”。挑選人才的方法，如果找不到圣人、君子而委任，與其得到小人，不如得到愚人。原因何在呢?因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;而小人持有才干卻用來作惡。持有才干作善事，能處處行善;而憑借才干作惡，就無惡不作了。愚人盡管想作惡，因為智慧不濟，氣力不勝任，好像小狗撲人，人還能制服它。而小人既有足夠的陰謀詭計來發揮邪惡，又有足夠的力量來逞兇施暴，就如惡虎生翼，他的危害難道不大嗎?

　　有德的人讓人尊敬，有才的人使人喜愛;對喜愛的人容易寵信專任，對尊敬的人容易疏遠，所以選拔人才者經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記了考察他的品德。自古至今，國家的亂臣賊子，家族的敗家浪子，因為才有余而德不足，導致家國覆亡的太多了!所以治國治家者如果能同時審察才與德兩個方面，知道選擇的先后，又何必擔心失去人才呢!

　　德才兼備的“圣人”具有強烈的理想色彩，在現實生活中難得一見。在其余三類人中，司馬光強調人才選拔的次序是，先“君子”，其次是“愚人”，而一定不能任用“小人”，因為“小人”無德而有才，具有作惡的能力，對國家來說是亂臣賊子，對家庭來說是敗家浪子。

　　概括起來，司馬光的人才標準是“德”具有一票否決制。

　　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在人才觀念上跟司馬光完全不同。210年，曹操下令說：“假如必須是清廉的人才能使用，那么，齊桓公(管仲輔助他成為春秋首霸)又怎能稱霸于世呢?大家要幫助我顯揚高明人士，即使身份卑微，也要推舉，只要有才能就進薦上來，讓我能夠任用他們!”

　　曹操的用人哲學是：“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!”魯迅說：“曹操征求人才，不忠不孝不要緊，只要有才就可以。”柏楊則說：“曹操是一個力行實踐的政治家，他的用人行政，只要求才能，而不過問私生活。”

　　在人才標準的認定上，司馬光和曹操差異很大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司馬光又對曹操的用人哲學大加贊賞。220年，曹操逝世，司馬光這樣評價曹操：

　　曹操知人善任，善于洞察別人，很難被假象所迷惑;能夠發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，不論地位多么低下，都按照才能加以任用，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。對有功的將士和官吏，賞賜時不吝千金;而對沒有功卻希望受到賞賜的人，則分文不給。執法時嚴峻急切，違法的一定加以懲罰，有時對犯罪的人傷心落淚，也不加赦免。所以能夠消滅各個強大的割據勢力，幾乎統一全國。

　　這樣就可以看出司馬光有一點前后矛盾。按照他的“德才兼備論”，曹操用的人當中有許多是“小人”，司馬光本應該持批判態度的。推究起來，司馬光和曹操有一點本質的不同，就實際政治來說，司馬光只是一個高階層的官員(頂峰時短暫地做過宰相)，而曹操是一個王朝的實際開創者，屬于開國之君(雖然他有生之年并沒有當皇帝，只是兒子曹丕稱帝后追封他為魏武帝)。

　　司馬光的“矛盾”是理論與實際的矛盾，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。從人才使用的個案觀察，歷史上許多建功立業的人才恰恰是十足的“小人”，比如吳起：

　　吳起，衛國人，在魯國做官。齊國攻打魯國，魯國想任用吳起為將，但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，魯國因此猜疑吳起。于是，吳起殺死了自己的妻子，終于求得大將的任命，結果大破齊國軍隊。

　　吳起“殺妻求將”，這是駭人聽聞的，如果放到當今社會，將是一樁驚天丑聞。吳起的劣跡絕不止這一點，比如吳起當初曾師事曾參(孔子弟子，以孝著名，提出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修養方法)，母親死了也不回去奔喪，曾參因此與他斷絕師生關系。“母喪不奔”即使在儒家思想淡薄的今天，也是大悖于人情，為人所不齒的。

　　吳起劣跡斑斑，魯國(儒學發祥地)有許多人指責他，吳起恐怕魯國治他的罪，又聽說魏文侯賢明，于是前去投奔。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見，李克說：“吳起為人貪婪好色，然而他的用兵之道，連齊國名將司馬穰苴也超不過他。”于是魏文侯任命吳起為大將攻擊秦國，占領五座城池。李克和魏文侯的用人思想跟曹操一樣，只求“才”，“德”則棄之不顧。

　　我們再看一個案例，輔助劉邦建立西漢王朝，后出任宰相的陳平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?

　　前205年，陳平通過魏無知求見漢王劉邦。漢王召陳平進見，賜酒飯，然后打發他去休息。陳平說：“我是為要事來求見的，所要說的不能夠延遲過今日。”劉邦即與他交談，很喜歡他，便問：“你在項羽那里做什么官?”陳平說：“都尉(民兵司令)。

　　”劉邦當天就授給陳平都尉之職，并且讓他做自己的陪乘官，負責監督各部將領。將領們不服氣，議論說：“大王得到一名楚國(項羽)的逃兵才一天，還不了解他本領高低，就與他同乘一輛車，還反讓他來監督我們這些有資歷的老將!”劉邦聽到種種非議后，卻更加寵愛陳平了。

　　周勃、灌嬰等親信老將，對陳平十分不滿，對劉邦說：“陳平雖然外表俊美，但未必有真才實學。我們聽說陳平在家時曾與他嫂子私通;為魏王做事，實在混不下去了，就逃奔楚國;在楚國依然得不到信用，就又來投降我們。現在大王您卻這么器重他。我們現在獲悉陳平在軍中受賄，行賄多的人就得到較好的待遇，行賄少的人就遭到報復。如此看來，陳平實在是一個反復無常的小人，望大王明察!”

　　劉邦對陳平有了猜疑，就召陳平的引薦人魏無知前來責問。魏無知說：“我推薦陳平時說的是他的才能，陛下現在所責問的是他的品行。假如現在有人雖具有尾生、孝已(有至高美譽的古代賢士)那樣守信義、重孝順的品行，卻沒有對決定勝負命運有所補益的才能，大王又哪里有閑心去使用他呢?如今楚漢相爭，我引薦胸懷奇計異謀的人，只是考慮他的計策是否確實對我們有利，至于私通嫂子、收受賄賂，又有什么值得猜疑呢?”

　　漢王隨即又召陳平來見，責問他說：“你侍奉魏王意不相投，侍奉楚王又很快逃跑，現在又來侍奉我漢王，守信義的人原本就是這樣三心二意的嗎?”

　　陳平說：“我侍奉魏王，魏王不能采納我的主張，所以我才離開他去為項羽服務。項羽不能信用人才，他所任用的人，不是項姓本家，就是他老婆的兄弟，即便有奇謀的人他也不用。我聽說漢王能夠用人，因此才來歸附。但我赤條條空手而來，不接受金錢就無法應付日常開銷。倘若我的計謀確有值得采納的地方，希望大王您采用;假如毫無價值不堪使用，那么金錢還都在這里，請讓我封存好送交官府，并請求辭去官職。”

　　漢王于是向陳平道歉，重重地賞賜他，提拔他為護軍中尉，監督全軍所有將領。眾將領因此不敢再說三道四。

　　不管怎么說，陳平的德肯定大有問題。劉邦用人的確做到了“不拘一格”，魏王、楚王不能用，用不起來的人，劉邦能用。我們再看一下后人如何評價劉邦的用人之道。前14年，梅福上書漢成帝劉驁說：

　　從前，漢高帝(劉邦)接納善言，好像唯恐不及;順從諫言，好像轉動圓的器物;聽取建議，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;獎勵功勞，不追究其平素行為。

　　陳平出身于亡命之徒，而能成為重要謀臣;韓信提拔于行伍中，拜為上將。因此天下人才云集歸漢，爭獻奇策異能。智者竭盡謀略，愚者也盡心獻上一得之慮;勇士極力顯示不怕死的氣節，懦夫也勉勵自己血戰沙場。合天下人的智慧，集天下人的威力，這正是漢高帝無敵于天下的原因。

　　梅福在奏書里還引申出一個重要結論：“士者，國之重器。得士則重，失士則輕。”楚漢相爭的形勢，就像布熱津斯基在《大抉擇》中所說的那樣，是“一只瓶子里有兩只蝎子”一樣的競爭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天下之人才，不是歸漢，就是歸楚，而陳平、韓信原來都是項羽的部下，項羽不能用，而劉邦能用，不光用，還大用。就人才戰略和用人氣度來說，楚漢相爭之結局不是早就決定了嗎!項羽有萬夫不擋之勇，是一個專業人才，但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。

　　三、在某種意義上，“人才難得”是一個偽問題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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